儿童互联网安全

当然也可以根据需要，对用户进行实名认证，总之一切根据投票的需要最终确定。

就娱乐游戏来说，也是如此，本来人的娱乐游戏是弥补人的业余生活的，但慢慢地，娱乐互联网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中心内容，甚至使得日程生活只是一种附属，是为了使人能够持续地沉浸在电子和互联网世界而匹配的。于是，一种自由的规则胜出了，它们的扩展使得原始的丛林法则逐渐退出，在这些自由规则的扩展中，原始的野性和激情得到驯化，成为文明的构成部分，比如追求异性转化为爱情，追求财富转化为生产创造，追求权力转化为构建政府。

因为，高新科技和智能技术所创造的世界已经构成了一种独立自主的第3世界，它们甚至不同于互联网的虚拟世界。问题在于这个关于人类的故事在娱乐虚拟网络世界还要重新复制一份吗？在这个虚拟世界中，还是依然遵循过去人类的玩法吗？究竟哪些因素构成了这个虚拟世界的新玩法？那些新的游戏规则的玩法，是否还参照人类故事里的所谓人性？ 张元元：高老师，你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据我所知，这些问题在目前的娱乐虚拟世界，都还并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免费用户经常聚集的区域也是免PvP区域，例如新手区的学校和临近的星球等等。深入的分析研究我不清楚，但关于这个公共性的有些内容，至少在游戏领域还是出现了。游戏的运营商则承担了类似现实生活中维护公共安全的责任。

也许人类发明科技的时候，预设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人类的理性和心志使人滋生了一种自信，人可以创造并主导自己创造的机器，哪怕是机器人，它们毕竟也还是一种工具，可以高效地服务于人的目的。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虚拟时空 人性界限 自由尺度 。即限于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范围内，而不适用于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足以罚当其罪的的情形。

即当事人在新法施行之前已经依旧法规定行使诉权的，该诉权的保护应当延至新法施行期间。例如有论著称：诉讼法由于只涉及程序问题而不关系到实体问题，一般来说也是允许溯及既往的。譬如，旧程序法施行期间作出的行政行为，在新程序法施行期间被提起行政诉讼或诉讼尚未结束。实体法创造、确定和规范权利（力）和义务，而程序法不创造新的权利和义务，只是提供法律救济和实现权利的方法和途径。

[8] 法律溯及力理论中的不利推定，是指新法规定对社会主体是否有利难以判断的，应当推定为不利于社会主体。[3]有鉴于此，实体法溯及既往会影响人民对于旧法的信赖利益，而程序法溯及既往反而可能有助于新法迅速妥适地适用。

而且，新规定程序上的严格性本身对当事人利益并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应适用前述程序从新规则的例外或不利推定。1997年《刑法》第63条第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换句话说，就是在传统的法律方法论中，程序从新规则被作为行为时法规则的例外情形加以阐释的。[4]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以该程序行为作出时的程序法为依据是针对旧程序法施行期间作出的行政行为，而《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三条中的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则是针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施行以后。

鉴此，相关司法解释将其施行前的贪贿犯罪适用终身监禁的对象加以限制。[8]需要指出的是，酌定减轻新规定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溯及，似乎符合不溯及推定的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权利行使的期间限制：不论是实体权利还是程序权利，其行使都要依法受到期间的限制。从行政诉讼审查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同样得不出新程序法溯及既往的结论。

[10] 详见杨登峰著：《新旧法的适用原理与规则》，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页。有论者指出：程序法并不总是与人们的信赖利益无关，有些情况下，程序法溯及既往也会影响到人民的信赖利益。

但《刑法》总则关于刑种的规定并不包括终身监禁，除非将来《刑法》修改将其纳入刑种。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7〕5号）第2条规定：犯罪分子1997年9月30日以前犯罪，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需要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1] 胡玉鸿主编：《法律原理与技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因而，不溯及推定原则也不能适用于酌定减轻的程序方面。[11] 对于《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终身监禁的规范性质，许多论者将终身监禁误认为刑法种类而该规定作为实体性规范。旧法规定有诉权而新法没有规定，则按旧法允许当事人起诉。而程序性规定应当适用行为时法规则，不论它是规定在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之中。[2]最高法院印发的《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第三条提出：根据行政审判中的普遍认识和做法，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至于其法理依据，一般认为是因为不溯及既往原则源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而信赖利益一般是基于实体法形成的。

起码从目前《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规定来看，终身监禁只能是一种行刑方式。有论者认为：旧法没有规定诉权而新法规定了诉权时，则允许当事人起诉。

Retroa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Louisiana Products Liability Act: a Civilian Analysis[J]。其法理依据分别为：前者为行为时法优先规则，后者则为不得不利追溯。

[2]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8页。需要指出的是，司法解释的这种规定虽然类似于却有别于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的轻重比较是新旧法法定刑上的比较，终身监禁规定逆向适用的轻重比较则是裁判刑上的比较。

[5]对于前者，在行政诉讼方面应当以在新法生效之后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为其条件，这在最高法院相关复函和规定中已经明确。[12]这种有条件或限制性地逆向适用终身监禁，实际上就是程序从新原则之从轻例外的运用。很显然，新法对酌定减轻的程序要求更为严格。尚未超过的，则仍享有该诉权。

[10]又如，《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终身监禁本质上属于程序性规范，[11]适用于旧贪贿罪犯会使其利益受到不利影响。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足以罚当其罪的，不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

而程序法中最有可能影响人民的信赖利益者当属证据法。而后者则有两种方案：其一，以诉权行使的行为时法来判断当事人是否享有该诉权。

而若当事人在新法期间才行使旧法规定的诉权，则应依新法不予支持。于此情形，新法不得溯及既往。

尚未逾期的享有诉权，已经逾期的则不能享有。笔者将终身监禁的规定划归程序规范，主要依据为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规定内容的区分标准，兼对终身监禁规定的实体因素和程序因素加以优劣衡量。可见，不论是从以新程序法规范新程序行为，还是在新程序法施行期间审查旧程序行为，新程序法均不溯及既往。[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9号）第八条原文为：对于2015年10月31日以前实施贪污、受贿行为，罪行极其严重，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而根据修正后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可以罚当其罪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

[6] 《关于新法规定当事人可以起诉而旧法规没有规定可以起诉而当事人起诉的，人民法院可否受理的函》（法[行]函[1989]11号）的内容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由于新的行政法规取代旧的行政法规，旧法规未规定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处罚和其他处理决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新法规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3] Charles Joseph Duhe， Jr。

已经超过期限的，丧失旧法赋予的诉权。[7]对于酌定减轻的程序问题，1979年《刑法》第59条第2款规定只需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1997年《刑法》第63条第2款则修改为须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权衡之下，应该说后者更有利于诉权的保护。这种程序行为是新程序法施行期间所作出的，适用新程序法规范新程序法施行期间所作出的程序行为，本身就是适用行为时法而不涉及新程序法的溯及既往。